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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時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是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確認了“協商民主”概念，成為報告中的一大亮點。將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積極探索和大膽突破，是民主政治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中的最新成果，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協商民主是20世紀后期在西方發展起來的一種民主范式，在當代西方世界極有影響，是對西方競爭性民主模式的反思與替代。西方民主理論的重要思想家力圖突破多數權決的模式導致犧牲少數人權益的困境，他們極其重視直接的協商對話對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認為民主的過程就是決策者不斷聽取民眾意見并使之轉化為政治決策的過程。而且認為現代技術手段也為公民廣泛參與對話創造了基礎條件。協商民主理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社會文化的多元性是協商民主興起的社會基礎。
所謂“協商民主”，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政黨或利益集團等組織通過廣泛的公共討論和協商的過程，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場、觀點，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并達成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通過公共協商賦予立法、決策以正當性和合法性。協商民主的前提在于承認并接受多元社會的現實，以及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存在的差異和分歧；核心是理性的公共協商，強調對話、討論、辯論、審議與共識。實質就是要實現和推進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堅持民主的多數與少數相統一，既反映多數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既聽取支持的、一致的聲音，又聽取批評的、不同的意見，體現的是一種公正和包容，能夠最廣泛地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從而能充分體現民主的實質。
我們所說的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存在的相同相通之處決定了我們可以使用協商民主的理論概念，而且應當注重吸取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中對于我們有啟迪意義的成分。它們之間存在的相異之處決定了我們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協商民主雖然起源于西方，同樣適用于中國，在中國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很大的運用空間，其特點符合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和中國現實中非競爭性的民主體制。因此，協商性民主比競爭性民主在我國更有適宜的土壤，一定程度講，協商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方向。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從堅持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高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實踐證明，人民政協作為最早制度化的協商民主形式，應該在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由于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政治發展不同，西方的協商民主與我國的政治協商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首先，協商民主是20世紀后期，在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基礎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民主理論范式和政治實踐；政治協商則是我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其次，協商民主發軔于古希臘，植根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現實，并推進了西方的民主理論和實踐。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根據歷史和現實國情在政治生活中的偉大創造。第三，協商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平等，要求參與協商過程的機會平等、參與者的權利平等和平等自由地獲取充分資源。在政治協商制度中，參與者享有憲法意義上的權利平等，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則是參政黨，民主黨派的作用更多是建言獻策，提供咨詢和建議。第四，協商民主基于代議民主，強調一種廣泛參與的直接民主，協商民主的制度形式具有多樣性；政治協商制度則強調作為社會各階層、黨派、團體的政治代表性，其制度平臺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然，協商民主與政治協商也有許多相通之處：一是兩者都承認多元的社會現實，以公共利益為最高訴求；二是都承認利益相關者具有平等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三是都承認參與過程是一種討論、協商的過程，強調共識對于決策的意義。都力圖通過對話和協商尋求一種擴大決策合法性基礎的機制；四是兩者都注重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認為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走向異化。
政治協商是人民政協的一項重要職能，在政協進行協商，是溝通黨和政府與各界群眾之間聯系的中間環節，是在當前社會利益、社會關系、社會觀念日益多樣化的情況下協調各種關系的重要平臺。人民政協通過政治協商可以把不同黨派、不同團體、不同階層、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所有制等各方面人士的利益表述和政治訴求納入有序的政治參與，把協商的政治性和多元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還將政協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這就使政治協商成為黨和政府公共決策的必經程序，進一步提升了人民政協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無疑是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要形式，但它并不是協商民主的全部。除了政協的政治協商以外，在我國還有協商民主實踐的其他形式，如浙江的民主懇談會和民主議事會、貴州湄潭縣的村民集中訴求會議制度、各類聽證會以及網絡民主等。這些協商民主實踐，不僅具有了協商民主的雛形，也同樣體現了協商民主的實質。公民通過社會協商和審議來對公共事務作出決策，使社會管理向民主化方向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協商民主也是一種新的治理機制，實踐證明，協商民主確實有助于化解和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關鍵是在理性對話之中實現，要協調各方，構建從上到下的公共協商機制，改變社會大眾被動式的政治參與，減少利益群體因不同訴求而產生的偏見；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建立平等、包容、公正、自由的溝通平臺。一旦公民具備了政治妥協、理性對話、自我管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能力，就能發展出一種良性的政治生態，從而建構起一個理性、成熟的公民社會。因此，我們在加強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主渠道的同時，也應該大力培育公民社會，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奠定廣泛的社會基礎。
（本文為貴州民進2012年上報會中央理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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